徐湖：话说老湖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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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塘今昔

      徐 湖

  
      横塘，湖城中的一条小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还十分闻名。如今，这条小河还保存着一段，可许多人已不知道这条河在哪里了。
      2005年6月，湖州市人民政府在新开河上建造了一座“九曲”人行便桥——闻波桥，贯通了两岸，方便了市民的往来。桥南堍，引新开河之水，有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流到市规划与建设局，这就是横塘。别小看这条不起眼的小河，在历史上，沿河一度风景殊胜，自宋代以来，曾建有多座著名的私家园林。
       过去的横塘，从新开河入水，在现在的莲花庄大门旁，形成两路水脉，一路经莲花庄路，到建国路口，与月河漾之水汇合向南；一路过莲花庄，流经潜园路，两路水在吴兴实验中学前汇聚，形成一个“漾”，史称“王家漾”。从而，使莲花庄和潜园这一块陆地形成一个“岛屹”。
       据长期居住在湖州的宋代著名词人周密和有关史料记载，宋代时，湖州城内有大小私家园林20余座，而在横塘一带，就有八、九座，可见盛极一时，在这些园林中，有文人莫彦平沿横塘（原四面厅，今莲花庄小区）筑莫氏莲庄，园三面环水，那时，横塘有莲荡数处，春天，新莲婀娜，夏天，荷香弥远，秋天，残荷别姿，岸边，垂柳依依，人行柳影荷气中，时闻跳鱼泼剌水上。其好友、诗人叶梦得经常在月夜与莫彦平泛舟水上，吟诗赋词，沿横塘悠然行至湖城南门尽心而返。
       横塘的另一路水，途经潜园路。在宋宗室南渡后，赵氏皇族沿城墙（现潮音新村和体育馆一带）建有3座园林，史称“赵氏三园”；还有参政李凤山建有李氏南园，尚书沈德和建有沈尚书院，这些园林紧密相连，延伸至霅溪河畔（湖州中学），不但处势宽闲，气象宏大，园内还引横塘之水凿池，遍植花木，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如沈尚书院，面积不但有百余亩，园内还“果树甚多，林禽尤盛……堂前凿大池几十亩，中有小山，谓之蓬莱。池南竖太湖三大石，各高数丈，秀润奇峭，有名于时。”在赵氏三园中，还建有射圃、崇楼等等。
       在与横塘毗邻的月河旁，在宋代，历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任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的倪思建倪氏园、经鉏堂；在岁月的更迭中，横塘旁的慈感寺，还建有西隐轩、碧云轩、水东轩等。
       后来，莫氏家业不守，其莲庄分为两半，一半为宋新安郡王赵与訔得到，建赵氏菊坡园，他在横塘上“修堤、画桥，”将四面厅与现在的莲花庄相连，“蓉柳夹岸，数百枝照影水中，如铺锦繍。其中亭宇甚多，中岛（今莲花庄）植菊至百种。”而到了元代，一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在此建莲花庄，从而，更使横塘闻名于世。明代，莲花庄归莘氏所居，至清代后才逐渐荒芜，成为沈晋恩的义庄，建翳亶别墅和赋竹山庄。现在的潜园，在明代时，由进士出身，曾任江南道御史的长兴人朱凤翔建“书带草堂”，占地面积80亩，园内建有儒仙楼、乐志堂、木兰馆、苗茨亭、听涛庼、芙蓉城、招隐山房等。到了清同治初，著名藏书家陆心源购得书带草堂废园。他重新构思亭台楼阁，于光绪元年（1874）建成潜园（俗名陆家花园）。而现在的莲花庄一隅，在1959年，改建为青年公园。
        在历史上，横塘曾多次被填土改路，特别是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填河之举，使得横塘“河已填堙”。解放后，横塘已形成几个水塘的模样，但仍碧水青青，河面上长满白蘋，夏秋季节，开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煞是好看。在青年公园的大门前，跨横塘有一座石板小平桥，旁边已是桑园簇簇，菜畦片片，田地间，水塘数口，还有荒冢座座。在现在的六和庵，曾驻扎过一支解放军养马的部队，那时，古城墙还在，我曾见过那些战马在城墙边悠然地吃草，在城墙上欢快地奔跑，现在莲花庄的围墙边，还有几间砖混结构，洋瓦斜披的平房，这就是过去部队的营房。
       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横塘改建成道路，周围先后建起了市规划与建设局、莲花庄小区、体育馆、潮音新村、湖州军分区干休所、长运公司职工宿舍、航运新村等，湖中也得到了扩建。现在，在潮音新村里，还有一口水塘，塘沿青石砌成，想必是留传下来的古迹。而历史上的“岛屹”，在1986年，将赵孟頫的莲花庄（原址偏南处）、青年公园和陆心源的潜园划为一处，建成了新的莲花庄，成为人们休闲、游玩、娱乐和健身的好地方了。


来源：湖州日报

湖州文人修志书

       徐 湖
　　

　　湖州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也有方志之乡的赞言，历代都十分重视修志。据有关史料记载，修志的历史可上溯到三国时期韦昭的《吴兴录》。自三国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宗源瀚编纂《湖州府志》的一千多年间，经不完全统计，历朝历代编纂的各种府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古迹志、人物志等等有上百余部之多。在这些志书里，除了佚名外，我们可以查实到编纂者有在湖州任职的官员，也有长期寓居湖州的文人，更多的是湖州本地的文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湖州的文人不但编纂本地的志书，而且还为许多地方编修志书。最近，笔者接触到一些外地的志书，发现有许多湖州文人参与其中。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朝廷敕修《浙江通志》，在编纂人员中，有德清县学廪生陈璝参与“分修”。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杭州府编修《杭州府志》，“分纂”人员中有湖州府举人郎培（松崖），“雠校”中有湖州乌程人、钱塘县儒学训导周云抒（缃雯）。
　　到了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修纂的《杭州府志》中，编纂者在“前志原委”中写道，历代对杭州记事者，唐有徐灵府，宋有张文规、左文质，其中还说到湖州人谈钥“其说杭事”。而当时存世并在清光绪四年（1878）、二十年（1894）重刻，载入《四库全书》的还有宋乾道《临安志》（十五卷），就是由乾道五年（1169）以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的湖州长兴人周淙（字彦广）撰著。
　　在民国11年（1922），于乾隆志为蓝本修纂的《杭州府志》中，记有任会稽县学教谕，湖州乌程人汪曰桢担任“分纂”，在“分校”中有归安县学附生王绍宗，“监刻”中有候选直隶州州同、湖州归安人王家域。
　　清乾隆十九至二十一年（1754—1756），时任浙江桐庐知县严正身重修《桐庐县志》，他在序言中说：“又虑讨论修餙之未详，复延余荐拔士钱塘柴杰、乌程闵斌同考订而斟酌之，则缺者益详，芜者益洁，规模益灿焉。”可见闵斌在严正身重修《桐庐县志》中，使志书得以完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纂的《绍兴府志》中，有湖州归安人、山阴县学教谕陆如崧负责“收掌”（收存掌管）之事。清同治九年（1870），浙江嵊县编纂《嵊县志》，时任嵊县教谕的长兴人、附贡吴光镐负责“收掌”一事。清道光十二年（1832），例封文林郎候选知县，时任庆元学教谕的吴兴人沈镜源与知县吴纶彰共同重修《庆元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雕印刷的《富阳县志》中，有归安人、举人、富阳县教谕杨锡麐（萼舲）负责“监修”。
　　民国三年重印的道光《东阳县志》中，“参阅”人中有湖州归安人、举人、时任东阳儒学教谕的章钧沐。
　　湖州的文人还十分注重乡间的史事。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由浙江山阴（今绍兴）天乐乡邑人汤寿潜编写的《山阴县中天乐乡沈冤纪略》，是一册薄薄的只有16页，仅仅记载了有关乡里的地形、水系及闸、坝等水利设施的乡史，就是这样一册不起眼的史书，曾官至侍读庶子、侍讲学士的湖州埭溪镇人朱祖谋却为其题写书名。
　　在清乾隆四年（1739）出刊的《湖州府志·著述》中，能看到施宿编《会稽志》、王豫编《西湖游览全志》等。
　　湖州的文人不但参与本省一些地方志书的编纂，他们还积极参与外省一些地方志书的编修。
　　在清乾隆四年刻印的《湖州府志·著述》中，先后有沈怀远《南越志》（此志为五岭诸书最在前者），邱渊之《齐道记》，吴均《十三州志》，姚思廉《区宇图志》，邱光庭《海潮谕》、《海潮记》，程大昌《雍录》（为周、秦、汉、隋、唐、五代皆都以此书故以名录），方勺《行都记》，宋熙宁中谪居庐山时的陈舜俞作《庐山记》，盛允升《九域图志》，葛立方《方舆别志》，吴芸《安南土贡风俗》，刘宗《襄阳志》，明洪武十七年为大理府通判的赵彦良修《大理府志》，顾应祥《南诏事略》，茅坤《大名府志》，闵梦得《漳州府志》，明崇祯八年知汀州的唐世涵《汀州府志》，茅元仪《寻山志》，朱衣点《皇舆图评注》等等。清道光二十五至二十九年（1845—1849），湖南宝庆府修纂《宝庆府志》，时任湖南按察使事盐法长宝道的湖州归安人杨炳堃与同僚任该志书鉴定之重职，并为之作序。清同治十年（1871），上海县编纂《上海县志》，湖州德清人、曾任河南学政翰林院编修的俞樾，就是三名总纂人之一。俞樾还先后主持和编纂同治《续天津县志》、光绪《川沙厅志》和光绪《镇海县志》。清嘉庆十五年（1810），江苏扬州府编纂《重修扬州府志》，其中就有湖州安吉人、徐州府萧县知县前署甘泉县知县的潘镕担任“监修”，“同纂”中还有湖州归安人、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修撰姚文田，“采访”人员中有湖州乌程籍归安县人、候补盐课大使孙树楷，“分校”中有湖州乌程县人、候选教谕张濬源；湖州归安人、监生高瀠和廪生王淦。“绘图”中有湖州归安人、生员姚之英。这部由钦命内务府护军统领兼管三山事务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修撰姚文田负责重修的志书，从监修、襄理、总辑到监刻、供支四十四人中，有七位是湖州人，可见湖州文人在其中的举足不轻。
　　时过60余年，到了清同治十三年（1874），扬州府《续纂扬州府志》，在3人的总纂中，还有湖州归安人、曾任国子监司业的钱振伦。光绪七年（1881），今安徽省广德县重修《广德州志》，由湖州归安布衣丁宝书一人负责纂修，他人协助。
　　以上只是笔者粗略翻检一些志书中发现的湖州文人的贡献，相信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中，有更多湖州文人的身影，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这是值得湖州人引以为骄傲的。

来源：湖州日报

这是徐先生大半生记忆的累积，好文章总是是难得的，不会很多！

捉蟋蟀

徐湖

　
        立秋过后，蟋蟀开始扬歌了，在墙角的砖缝中、在青绿的草丛间、在树根的泥土里……
        这惹人喜爱的小精灵，它不是叫，也不是鸣，因为，叫和鸣都是用嘴，它不是，它是用背上两片黛色，生有美丽的花纹，薄得油光透明的翅膀摩擦振动而歌。
       蟋蟀又名吟蛩、促织、趋织、蛐蛐儿，分布很广，我国大江南北都有，连国外也有，少年时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寂静中的夜景里就伴有蟋蟀的曲声。
        蟋蟀有三种，一种叫“大棺头蟋蟀”，家乡叫“棺材蟋蟀”，头扁，前端平，向前倾斜，雄性头向两侧明显突出，很像过去安葬死人的棺材。这种蟋蟀，往往栖居在孤坟荒墓附近，翻砖拨土看到这种蟋蟀，就像触霉头似地，马上就躲得远远的。还有一种叫“油葫芦”。但常见的是“中华蟋蟀”，大都为黑褐色，头圆，胸宽，头上生有两根长长的细丝状触角，捉时，稍不留意，就会断掉。蟋蟀又分雌雄，雄者尾处有二根像针样的直须，好斗，遇到同性，张开大颚的八字形牙齿，双方要大斗一番，不分出个胜败是决不罢休的。
       小时候，捉蟋蟀、斗蟋蟀是一大乐趣。暑假里，早早地用刀片在毛竹管上刻好一条条的细小长缝，再用锯条拦腰锯成半截的槽子，用铝片隔开，就成了一长格一长格的格子。待到蟋蟀声响起，邀上三五个小伙伴，到菜园地头、古城墙边、杂草丛中去捉。满载而归后，就将它们放在蟋蟀盆里咬斗，胜者饲养起来，来日再战；败者却往往被残害，或撕下两条大腿喂食胜者，或被残忍地摔死，现在想起来，心里就会感到一些内疚，毕竟也是一条生命啊！
        中国人喜斗蟋蟀，据有关文献记载，始于唐天宝年间，屈指算来，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南宋时，奸相贾似道喜蟋蟀之戏，还写过一部专著《促织经》。明朝宣德皇帝也爱斗蟋蟀，在他手里，一只好的蟋蟀身价竟达数十金。在民间，玩蟋蟀更是大有人在，但有些人却把蟋蟀当成了赌博的工具，这与“玩白相相”背道而驰了。
       雄蟋蟀极喜高歌：唧、唧、唧……在双方咬斗中，既为鼓舞自己的斗志，也是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平时，是为了告诉对方不可侵犯自己的领地而发出的警告，也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而雌者，生有三根针样的尾须，其实，中间的一根是产卵器，当它们结合在一起后，便响起“唧噖、唧噖”的“谈情声”，雄者的高歌声、“夫妻”间的谈情声，在秋天的清晨、黄昏、夜晚交织成一首优美的乐曲。
       每每听到那些小精灵的“琴声”，不由怦然心动，它不但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也引起了我的童心。最近趁一个星期天，早晨用窗纱做了一个网罩，下午便兴冲冲地骑车到城南郊外，沿路在黄豆地边、桑树园中、田埂地头……静静地听着蟋蟀发出的声音，辨别着雄壮和响亮，然后，悄悄地蹑手蹑脚靠近前去，蹲下身子，不管秋阳晒着背尚火辣辣的痛，竖着耳朵，耐心仔细地聆听，找准目标后，就小心翼翼地翻动碎砖、泥土、枯叶。瞧！一只蟋蟀出现在眼前，于是，用纱网迅速地罩下去……那天，我不但欣赏了秋日下郊外的美景，还收获颇丰，点点塑料袋里装蟋蟀卷成的小纸筒，竟有6只！
       晚上，我带着有些疲惫的身体，舒适地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蟋蟀盆里的蟋蟀欢快地奏着小夜曲，伴着我进入甜甜的梦乡。

《湖州日报 》2011。8。28。  

湖州有个梳妆台小区,记得传说中也有说章要儿住在梳妆台小区的,是吗?